20090606專輯

世紀．後六四．前七一﹕父親那句 痛心疾首
文章日期：2009年6月6日【明報專訊】編按：八九六四時期左派《文匯報》《大公報》，比同業發出更憤怒沉痛的呼聲，其中《文匯報》5月21日社評開天窗只書「痛心疾首」四字，為人稱頌。時任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及部分報社職員六四後皆離任。金堯如之女金虹為父之新聞自由堅持成立金堯如紀念基金，同亦在此版撰文，訴說她父親背了二十年的十字架。
「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也許有的記憶會模糊，有的會遺忘，有的不提也罷，有的思覺失調 ……，然而這二十年對我們來說，是刻骨銘心，每一次回憶，那血淋淋的場景都歷歷在目，禁不住心的巨痛。
曾相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父親金堯如弱冠之年投入抗日的洪流，他與同代知識分子一樣，憤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專制、貪污腐敗，加入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共代表民主、自由、公平的理想，能帶領國家走向先進、文明、富強。我手頭有一張四十年代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的目錄：《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讀一讀這些標題，可想而之，為什麼當時它能吸引那麼多有識之士向心？
那一夜，六月三日的夜晚到六月四日的凌晨，我們看到什麼？黑夜裏坦克隆隆，槍彈呼嘯，人群四散，有的人倒下了，幾個人撲前搶救，又有人倒下了……平板車飛奔，看得見上面躺臥傷員。淚順臉頰汨汨地流，心碎了，劇痛。
若干年後，父親在美國向王丹 談起這一幕，他仍心痛。他提到我曾問起他當年學運包圍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情形，軍警是如何驅散學生，他說只是揮舞警棍，沒想到數十年後的北京竟是如臨大敵，軍隊的精銳盡出，彷彿一場鏖戰，面對的是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學生。
李子誦和我父親背起十字架
一九四六年年底，全國各地學運風起雲湧，抗議美軍強暴北大女生，「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響徹中華大地，父親是上海學運的領袖人物之一，並因此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被迫放棄畢業論文，離開上海。「六‧四」之後，先父有次跟我談起對八九學運的看法，他說：「四二六社論之前，我認為學生是愛國的；四二六社論之後，我仍舊認為學生是愛國的，他們不過希望政府改進，提出反貪污、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在這一場學運中，難免有些偏差，我們當年搞學運，幾十年後回過頭看看，也有偏差的行為。難道這樣就可以大開殺戒嗎？北洋軍閥政府向示威學生開槍，死了四十七人，百餘人受傷，全國震怒，段祺瑞執政因之謝罪下台。此後國民政府不敢向示威學生動槍。學生是我們的下一代，如果子女犯錯，頂多打一下屁股，哪能用刀砍？這是犯罪。」
基於這樣的理念，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聽到李鵬宣布戒嚴令，父親和《文匯報》員工是如何之激憤，為了表達這種心情，決意社論開天窗。社長李子誦伯伯與《文匯報》高層討論時，有人提出「痛心疾首」四字，大家都稱好，又顧慮新華社不易通過，再提出「夫復何言」方案，婉轉一些，將兩個方案都送新華社，由他們選擇。人同此心，眾所周知，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選了「痛心疾首」四字，社長許家屯也首肯。這四個字開天窗的社論，是《文匯報》員工上下合力，也包括當年新華社高層合力，才有這驚天動地之舉。新華社內部整肅時，聽說張社長痛哭流涕，自我 批評語文水準不好，以為「痛心疾首」感情色彩不那麼強烈，終於過關。這是後話。在那一剎那，我們看到的是人性的良知迸現的光輝，真，善，美。排天的濁浪捲來時驚惶失措，是人性的軟弱。請記住聖彼得也曾三次不認耶穌基督，李子誦伯伯與我父親背負起十字架，他們的步伐是那樣的堅定。
在美反帝書六四祭詞
父親那一代人歷盡滄桑，渴望中國好起來，人民能過上平等、自由、富足的生活，是他終生的追求。六‧四之後，他緊記書生報國的言責，「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受到不少壓力 。有人善意提醒他要小心，可能會用一些下流手段對付他，譬如教朋友出面請他喝酒，灌醉了，送上車船，在香港消失了。小妹聞訊，很擔心父親的安危，飛回來說服他去美國探親旅行，帶他去各處參觀，了解美國的社會。父親一生寫了不少文章批評「美帝國主義」，這次旅行他不但看到這個國家對不同族裔的包容，也看到這個社會對民眾的一視同仁、以及對老人提供的福利照顧，他才同意小妹的要求定居美國。後來他跟我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我追求的大同理想。沒想到美國反接近這個理想境界，中國尚差得遠。」最重要的一點，「書生報國無時地，風雨神州入夢來」（《去國有思》1991年9月19日寫於洛杉磯 ），所以他才讓小妹盡孝心。
父親去了美國，想起六‧四，心還是痛。在一個六‧四祭日他寫下一首詞，上闕云：
「今夕復何夕？望天門，沉沉慘霧，昏昏危闕。
虎鬥龍爭無尋處，剩有寒凝碧血。
聞大地低低嗚咽。
休問人間竟何世，彼蒼天，殲我良人烈。
天喪予，生民絕。」
[文／金虹 編輯：黃靜]
「國際特譯」天安門：值得記住的日子
文章日期：2009年6月6日【明報專訊】編按：20年前的6月4日，不少外國傳媒記者在天安門廣場採訪，本文作者當時正於北京採訪。
美國《華盛頓郵報》6月2日評論版文章
兩年前我碰上一名到美國念研究院的中國學生。我說「六四」時我身處北京，她反問：「你在說什麼？」這下我才察覺到「六四」對她毫無意義。這也難怪，20年前解放軍鎮壓後，所有教科書和官方媒體對六四慘案隻字不提，但我是沒可能忘記的。我是當年《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的主管，帶一班說會中文的美國年輕記者，自89年4月中開始一直緊貼學生示威，嘗試為中國政府高層的權力鬥爭理出個頭緒來。印象最深是北京市民受到學生對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和反官倒的訴求激勵，言論突然變得大膽。我眼中的共產黨支持者說出了心底話，過去一直沉默的群眾在街頭上辯論政治。5月初，中國記者聯署要求自由報道天安門示威，各大官方報的記者，包括《人民日報》的，也有參加。他們的口號是：「不要強迫我說謊。」
那段歷史永不能忘
在那短暫的日子裏，中國記者可以持平地報道學生示威，但到5月20日實施戒嚴、解放軍入城後，新聞自由戛然而止。北京市民自發設路障擋住解放軍，但到6月3日晚，裝甲運兵車和坦克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士兵開機關槍壓鎮示威。當晚的死傷人數是中國傳媒的禁忌。站在學生一方、曾經准許記者到手術室拍攝傷員的醫生護士，及後因政治壓力 不敢再多談。在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一間醫院，一名醫生帶我去看一個臨時停屍間，那裏放約20具屍體。該名醫生之後因此事被處分。
一名我曾視為朋友的中國記者說，官方少於300人死亡的說法是對的，死者中還有大量的解放軍和公安，後來我才從其同事口中知道他是替國安工作的。綜合不同新聞工作者的筆記，我估計實際的死亡人數至少700，絕大部分死的是普通北京市民。中國政府能把這件大慘案隱瞞這麼多年，實在不可思議，但對長期監察中國政府如何箝制公民自由的人，這並不稀奇。中國政府一直持續地恐嚇記者、封鎖網站、干擾外國新聞機構廣播；中國是最多記者和網上異見人士被囚的地方。儘管中國的年輕人很熱中上網，但所有中國搜尋網、聊天室和博客網站，以至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都有安裝過濾軟件，把不斷更新的政治敏感詞彙過濾掉。中國的審查是多重的，有時嚴厲有時精微，有些事容許討論，天安門事件則不容討論。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和網吧負責人要為用戶在網上的留言負責，那條不能踰越的界線不斷改變，無所適從的公民便傾向於自我 審查。
好消息是，封鎖並非滴水不漏。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上，也有對事件有點了解的中國青年來電希望知道更多。我有幾位同事是89年的學生，他們比我知道得多。他們的存在不斷提醒我那段永不能忘的歷史。
Dan Southerland
自由亞洲電台執行總編輯，1985至1990年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主管
闖進「六四」和「文革」的禁區 ／吳康民
文章日期：2009年6月6日
【明報專訊】六四風波發生已屆20周年，許多人希望北京對此有個新的說法。
六四政治風波是一個悲劇。而且導致當年的改革開放有短時間的倒退。不然，鄧小平 也不會在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中，說出了誰不搞改革開放，誰便得下台的狠話。
六四事件，開頭北京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後來逐步降調，基本上說是「八九年一場政治風波」。但多年來一直避談，既不見諸內地報章，在海外議論也成為一個忌諱，這與「文化大革命 」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比「文革」更為形格勢禁。
文化大革命過去了33年，雖然在「文革」結束以後5年，在1981年6月27日便已作出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結論，是鄧小平領導制定，並經中共中央一致通過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央領導和一眾元老，絕大部分都是「文革」或輕或重的受害者。因此否定文革，比較一致。只有少數如華國鋒、汪東興等是得益者，但他們勢孤力單，不可能反對這個結論。
毛澤東思想不可動搖
但在涉及毛澤東的問題，北京方面顯得十分慎重。雖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毛澤東的「左傾」，又「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仍然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和批判，在《決議》發表以後仍然列為禁區。再挖至深的層次，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將會愈來愈多。不僅是文化大革命，而且延展至解放以來毛澤東歷次「左」的錯誤，包括反右、大躍進等嚴重錯誤。深挖的結果，動搖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以1981年6月27日《決議》為終點，對文化大革命的探討、研究、紀念以至成立「文革博物館」，都不成文地列為禁區。上述《決議》中說﹕「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鄧小平更指出﹕「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人物，意味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
「六四」是鄧小平定性
此所以新版的各種面額的人民幣，都要以毛澤東頭像為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仍要肯定毛澤東的貢獻，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更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行動指南，並有專段列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既然在憲法和黨章中規定仍具有崇高的地位，日常人人接觸的各種面額的紙幣，便更使毛澤東像深印人心。這就難怪，湖南韶山仍是聖地，毛澤東塑像愈建愈大，朝拜者絡繹於途。再進一步批判毛澤東，便不合時宜了。
4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其批判早在20多年前便戛然而止。要求當前對於「八九政治風波」有個明白說法，涉及的人和事更為複雜。
「八九政治風波」發生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有關的決定顯然是得到他的批准。而當時情的複雜，又和「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基本上可算查清不一樣。「八九政治風波」中，究竟有沒有人「謊報軍情」？有沒有人誇大外國勢力的介入？當時中央高層存在什麼樣的派系鬥爭？這種種疑團，都有待進一步披露和核實。
鄧小平在風波初起時，便強調「中國不允許亂」。在六四風波以後，鄧小平明確表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也肯定《人民日報》當年4月26日的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他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鄧認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鄧小平已為風波的性質定調，平反六四，便涉及到鄧小平。
只會淡化 不能「平反」
鄧小平既已為六四事件定性為「動亂」、「反革命暴亂」，並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他的這些話都十分肯定。但後來中央卻改口說是「八九年的這一場政治風波」，不再提「反革命暴亂」或「動亂」。而且在鄧小平還健在的時候就改口了。這究竟是鄧本人有所反省，還是高層迫於民意而改調，這就不得而知。
1990年1月10日李鵬宣布解除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時，仍稱六四為反革命暴亂。1991年7月10日江澤民紀念中共70周年慶祝會上仍然提及六四的反革命暴亂，到1996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我們經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風波的嚴峻考驗」，不說「暴亂」說是「風波」，就已有淡化的象。之後，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發言，都避免談到「六四」事件，偶一談及，也就只說是「風波」或「政治風波」。不過民間要翻起這個舊帳，都被有形或無形的禁止。從此，「六四」事件又是繼「文革」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禁區。
涉及毛鄧歷史地位
解放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容推翻，因為這涉及對整個共和國歷史的評價。因此之故，若干歷史問題涉及他們只可淡化不容否定。原因是牽涉太廣而爭論又不利於社會穩定。毛澤東是建國元勛，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功臣。毛澤東雖然有錯誤但仍值得把他的頭像印在鈔票上。中國人民目前正在享受到鄧小平訂定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好處，更不應該對他多所指摘。何不少當事人仍在。正如唐太宗李世民雖然有殺兄弟之罪，但他的貞觀之治仍為後世傳誦。康熙乾隆被認為清代有為之君，但卻是大興文字獄的罪魁禍首。
當代歷史事件，尋求董狐之筆，仍然有待。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
解開六四之結
文章日期：2009年6月6日
【明報專訊】六四二十周年所引起對六四的討論，比之前有深度。經過二十年，雖有人遺忘了，或是避而不談，或是以成就來遮掩過錯，但還是有不少人未能把六四忘記，更因六四在心裏多年的沉澱，嘗試跳出歷史的傷痛，希望以展望未來的角度去重新看六四。
除提出較空泛的「平反六四」的要求外，亦有人提出更具體能解開六四之結的方案。內地法律學者蕭瀚提出《關於六四真相與和解的建議書》，得到不少人的認同。總結這些看法，要解開六四之結，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真相是使人復和的起點。設立具有公信力的組織去調查及公布當年的事實是向前看的第一步。
二、自由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想法是治療傷痛的過程。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得讓當年受傷害的人自由及公開地把心中一切說出。
三、承認錯誤是修正錯誤的先決條件。現在主政的必須願意坦誠地為過去所犯的錯誤承認錯誤。
四、修正錯誤是檢討過去及計劃未來不可或缺的一環。當局須恢復所有相關人士的名譽及他們所享有的實質法律及政治權利。
五、道歉是對錯誤深切反思及勇敢承擔的具體表現。現在主政的也必須為當年所犯的錯誤，向受傷害者以至所有國民作出公開及正式的道歉。
六、賠償是表達歉疚的更具體行為。國家必須對當年受傷害的人給予適當的賠償。
最後一點是關乎是否懲處當年犯錯官員。在這點上，有人會認為可採寬容的做法，在一定條件下特赦他們。但也有人會認為犯錯者不用受罰是不公平的。或許要他們公開道歉已是一種懲罰，也或許特赦能令國家可更快同心地向未來邁進。
[戴耀廷]
張彧暋﹕六四的50/50
文章日期：2009年6月6日【明報專訊】前陣子關於六四的民意調查，發現約有50%的人支持平反。我不知道讀者的立場如何，但50這個數字很奇怪：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你會發現其實這個世界竟然有一半人跟你立場不同。對一方來說天經地義的事情，對另外一方來說是不可理喻。身邊有不少未曾親身經歷的年輕朋友相當投入相關的運動與討論，而其中有趣的現象是大家都不明白，那些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然！）站在不同立場的人。無論你站在哪一邊，我們對我們相反立場的人，還有他們以至我們自己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一無所知。
而筆者會這樣寫，我猜「大部分」《明報》讀者又自然能辨認出我的立場其實站在這班年輕人這邊。無他，因為會仔細閱讀《明報》觀點版的讀者，套才子的廣告用語，「都是高水平的讀者」。可是這句話，又相當有道理：我們的觀點與道德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我們的性格、生活背景與經歷影響。當我們相當清楚的以為，我們的道德立場由我們自己選擇，其實忽略了很多隱藏的結構因素，譬如我們的階級、學歷、個人閱歷以至媒體，往往影響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立場。你叫這做社會結構影響也好，或者冥冥主宰（It's written?）也好，或者你叫這做個人氣性、性格，其實我們選擇的價值，或者我們的良心，其實不那麼理所當然。
我想指出的是，無論你的立場如何也可，有沒有考慮過這些或多或少影響我們選取價值的不同因素？而如果你不相信這些客觀的社會因素會影響我們對某個事件的看法，如非冥冥主宰的緣分，那麼要在別人面前陳述價值立場，又談何容易？深化討論而不落在口號層面的聲討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必須清楚認識，縱使我們的觀點、議論是受到諸多先天與後天的心理、社會以至近乎冥冥主宰的決定，而我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立場與觀點的話，這才配得上用價值（Value）這個字。
港平反六四運動 往往訴諸國家情懷
其中一點個人對六四討論的看法，是謂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考慮。六四運動打從開始，就打愛國的旗幟。而香港的平反六四運動，往往訴諸國家情懷、感情。本來民主運動與國族主義並不排斥，而聲討政府的社會運動其實並不等同對「國家」大逆不道（視乎你是用什麼時代的「政府」概念）。譬如日本教師工會堅持不對國旗行禮，被石原慎太郎認為是叛國，但這些教師所反對的，毋寧是從愛國立場認為對國旗行禮是二次大戰令國家走上災難的原因而堅持不行禮。這些看似反對的行為，也算國族主義。
由此引申的，是對何謂愛國的定義。其中最奇妙的，就是香港愛國保守陣營在道德立場上，竟然無法從任何國家感情民族大義的訴求來公開反駁。反對平反六四的「愛國」陣營的最大理據，就是近20年來國家發展迅速。這就形成「自由民主派講愛國道德、保守愛國派講經濟發展」的超級荒誕結果。Gordon Mathews與馬傑偉、呂大樂合寫的《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中就以「國家對市場」作為分析框架，觀察到香港跟世界大部分地方不一樣，不以國家而以金錢作為合理化一切行為的傾向。而本地保守派的經濟發展穩定論，其實相當100%香港人之餘，妙在國內的國家觀念，也受到這種100%的資本市場經濟主義影響。
愛國陣營派不能高聲在立法會 辯論，逃之夭夭，其荒誕之處是竟然不能走出來大聲說愛錢就是愛國，有何不對；講求個人獨立、普世價值的民主派，到最後依然是以民族大義的立場來為歷史作辯護。死者俱往，問題是，我們紀念這些死者跟其他的死者，本質上有什麼不同？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口號，而是必須洞察不同的人立場是如何形成的觀察。50/50，往往在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