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熱點評論(評11)
200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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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聯防要包括南海?徒增複雜性
新聞周刊:上海崛起 香港將成明日黃花?
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縣紀委擴權打貪官 胡錦濤習近平審定培訓方案
五國聯防要包括南海?徒增複雜性
中評社北京6月12日電(評論員 鄭澤民)據媒體報道,6月1日,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在第7屆五國聯防國防部長會議期間稱五國聯防(FPDA)會視情況而決定要否包括南海,並對協防馬來西亞應付南沙武裝衝突問題採取模糊立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菲律賓稱:“美國對南沙群島問題並沒有立場”,“我們一直都希望所有有關方面可明確地,和平地解決問題。”
最近,由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在1999年5月之前批准公約的各締約國需在2009年5月前提交領海基線聲明,東南亞有關爭端國家紛紛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出劃界案,由此引發了南海問題的一個新高潮。在此期間,有關南海問題的各個方面走馬燈似的幾乎都出來表演了一番,從單獨提交劃界案到聯合提交劃界案,從稱中國為盟友到要利用美國抵抗中國“侵略”,從要用軍艦“驅逐”中國漁政船隻到聲稱南海不會發生衝突,從加強海上軍備建設到部分政客聲稱應和平解決爭端,等等,不一而足,喧鬧一番而後歸於沉寂。
不期突然冒出一五國聯防協定,而且要視情況而決定要否包括南海,並對協防馬來西亞應付南沙武裝衝突問題採取模糊立場,五國聯防協議何方神聖?
五國聯防協議是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五國在1971年簽訂的一項多邊協定,內容主要是當馬來西亞或新加坡遭到攻擊時,協議國採取的反應和援助。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冷戰方酣,作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原宗主國的英國勢力江河日下,難以承擔《英馬防務協議》帶來的責任,有意退出東南亞地區;而美國也拋出“關島主義”,在東亞尤其是東南亞進行重大戰略調整,美國承擔條約義務但鼓勵亞洲盟友自己承擔國內安全和軍事防務的責任,美國避免捲入越南式的戰爭。美英的戰略調整使原來在安全上依賴美英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感到恐慌,在此情況下,《五國聯防協議》應運而生。
五國聯防協定是冷戰的產物,如果說該協定簽訂成立之初由於兩極格局與集團政治,小國為保護自身安全而投身大國懷抱,五國聯防協議有其存在的基礎,那麼,在今天,國際體系擺脫了冷戰格局的桎梏,各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南海地區並未面臨外部安全威脅,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也不可能遭到攻擊,如此,五國聯防協議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影響日漸下降。但據媒體分析,“9•11”事件以後,五國聯防增加了反恐的內容,是老樹發新芽,2004年五國舉行海上演習,首次將反恐內容列入其中,媒體分析馬來西亞、新加坡是以借五國聯防協議反恐應對美國對東南亞特別的麻六甲海峽的滲透,這使五國聯防重新煥發“生機”。
那麼,此次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在第7屆五國聯防國防部長會議期間有關五國聯防視情況決定要否包括南海的言論是否仍然是五國聯防協議老樹繼續發新芽?
新加坡作為非爭端國,一向在南海問題上比較活躍,其在南海的主要利益是維護其在南海海域的“航行權”不受損害,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此次有關南海問題的發言一方面應是維護其在南海的“航行權”,但顯然是小題大作,南海航道的自由航行早已得到有關國家的保證;另一方面是擴大自身的地區影響力和提升五國聯防協定在南海地區安全中的重要性。南海問題涉及五國六方,極其複雜,解決領土領海爭端的最基本的處理方式是有關各方通過和平協商找尋應對之道,而不是將爭端歸於某個軍事政治集團的任務,恐怖主義的人類社會的天敵,五國聯防將打擊恐怖主義列為自身任務,有其合理性,但若將南海爭端納入其中,不但無法為南海爭端找到解決之道,反而徒增其複雜性,因此,南海爭端無法成為五國聯防的“新芽”。
五國聯防協議至少應學習此次蓋茨在菲律賓的表態,即“美國對南沙群島問題並沒有立場”,“我們一直都希望所有有關方面可明確地,和平地解決問題”,而不是視情況而決定要否包括南海,更不應對協防馬來西亞應付南沙武裝衝突問題採取模糊立場,這與地區和平、穩定的基調不符。
新聞周刊:上海崛起 香港將成明日黃花?
中評社香港6月12日電(記者 黃曉南編譯報道)最新一期美國《新聞周刊》(The Newsweek)刊文說,當中國決心捧上海為紐約,香港剩下的優勢已不多,如不能另尋定位,將來難免會如前總理朱鎔基所說,淪落為中國的多倫多。
這篇題為《香港將成明日黃花?》(Will Hong Kong Become a Has-Been?)的文章說,亞洲最近流行一個話題:中國當局決心把上海捧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角色和地位很可能會成為明日黃花。
文章說,儘管在全球金融海嘯中,香港的金融體系因較少沾手CDS等稀奇古怪的衍生工具,而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傷。然而,人們對香港前景的負面看法,並非基於市場的理由,而是出於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國國務院在4月明確宣布,將致力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5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警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不進則退”。
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是令人心寒的消息。因為來自內地的企業佔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60%,每天總成交額的70%也是來自這批企業,更甚的是,它們當中不少是大型的國企,因此中國當局很容易就可以下令,讓這些企業轉移到上海去掛牌。
中國希望打造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已有過同樣的嘗試,但當時內地的金融資本制度還不夠成熟,所以未竟全功。到了今天,滬深等股票市場已經更為完善,國企的股票更容易買賣,政府開始發行更多債券,人民幣逐漸邁向自由流通,將可加強中國在外匯交易中的地位,而上海的銀行亦已從香港處學到了夠多的經驗。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容許市場制度逐漸成熟,卻不能容忍市場出現失控,所以北京政府歡迎的交易者不單單是要夠實力(competent)的,更加是要能夠順從(compliant)的。要在上海達到這一目標,當然是比在香港去做更加得心應手,因為香港的遊戲規則向來是以西方法制為基礎。而在金融海嘯肆虐的今天,全世界都傾向於中國的金融管制模式,中國自然就更有底氣去嫌棄這個英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東方堡疊。
因此,香港需要為自己尋找新的角色,而這並不是陌生的事。因為在近50年來,香港就經歷了由生產塑膠花(等低技術產品)的地方,轉變為更高技術的製造業中心,再轉變為環球金融中心。當然,作為金融中心,香港目前仍有自己的優勢,包括完全自由流通的貨幣;而香港的主政者亦已意識到危機,例如最近任命了來自內地的李小加為港交所CEO,就是香港仍在奮力自強的一個例子。
然而,當北京政府有了主意,答案就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香港的機遇將在於開發新的產業,包括為內地企業提供顧問服務,協助它們向海外擴張;或者是作為教育樞紐,為內地以至亞洲的企業輸出大量MBA學生。無論如何,香港都需要面對政府治理和既得利益者等問題的挑戰。近年不少人都批評,香港的大富豪可以隨意改動市場條例,以配合自己的利益;而雷曼債券事件在香港爆發,導致大批投資者失去畢生積蓄,亦敲響了另一個警號。
文章認為,香港的最後一個優勢,是人們始終認同這是一個管治妥當、可以公平競爭的地方。如果連這點都不能保持,將來在上海成為中國的紐約之時,香港難免會如前總理朱鎔基所說,淪落為中國的多倫多。
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文章日期:2009年6月8日【咫尺地球】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 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 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 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 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 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 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 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 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 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縣紀委擴權打貪官 胡錦濤習近平審定培訓方案
中評社香港6月11日電/中紀委等五部委近日聯合發文,加強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據悉,縣級紀委、監察局將在領導班子、官員任職、財政經費保障、裝備設施方面全方位擴權。不僅內設機構將升格,經費由地方財政全力保障,辦公設備亦將配備包括汽車、電腦等在內的“九大件”。縣監察局配備一名黨外副局長,也將逐步開展。專家表示,中央的思路在於提升紀委權力,使之能夠真正擁有監督縣委的能力。
大公報報道,中紀委9日曾專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就加強地方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作動員部署。此前,中紀委、中組部、中央編辦、監察部、財政部等五部委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地方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和《關於縣級紀檢監察機關辦公辦案裝備配置標準和實施辦法的通知》兩個重要文件,分別對縣級紀委、監察局的組織建設和設備標準作了規定。
從5月上旬開始,中央分三批對全國2000多名縣紀委書記進行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培訓。大培訓的集中舉行與兩個文件的同時出台,顯示出中央對縣級紀委的高度重視。
排名向前移級別提升
據了解,此次頒布的《意見》,對於縣紀委、監察局的幹部配備和機構編制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主要方向是提高紀委的地位。規定在縣委常委中,縣紀委書記排在資歷相同的常委前面。此前,從2004年開始的黨委減副中,紀委書記不再由黨委副書記兼任,因而令紀委書記地位有所降低。今次新規定將紀委書記排位前移,實際是為紀委辦案打氣。而縣紀委內設的各紀檢監察室級別將由股級升格為副科級。
其次,《意見》規定了今後涉及縣紀委書記、副書記、常委以及縣監察局正副局長的提名、任免、調動,縣委必須事先書面徵得市紀委的同意。此舉將避免縣委干擾縣紀委工作,影響辦案過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徐鴻武指出,中央提高縣紀委地位,顯示出“平權監督”的趨勢。只有做到平權監督,即縣紀委能對縣委真正行使監督權,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監督機制。
以往紀委在幹部、編制、經費、設備等方面,往往受制於其他黨政部門,影響了職能發揮,使紀委實際處於黨委下屬部門的單位。此次對縣紀委書記的大培訓和支持,將有望破解這一難題。
監察局增黨外副局長
另據了解,全國各縣監察局今後將逐步吸納非中共人士擔任副局長,以保障黨外人士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目前,國家監察部和各省監察廳基本都已經有黨外人士任副職,但在基層監察機構則絕大部分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幹部。
為保證紀檢監察的公信力和公正性,中紀委還要求縣紀委書記不得在本人的成長地任職;同時,縣紀委、監察局的領導成員在同一單位任職滿十年的,應當交流任職,工作優秀的將予以提拔重用。
保障經費配備九大件
而中紀委出台的關於縣紀檢監察機關辦公辦案裝備配置的辦法,明確要求將縣級紀檢監察機關的人員、公用經費和紀檢監察業務費全額納入縣級財政預算,辦公經費預算標準參照當地政法機關預算標準核定,切實予以保障。
在辦公辦案設備方面,縣紀委、監察局亦將“鳥槍換炮”,全面配備公務汽車、筆記本電腦、台式電腦、打字機、複印機、錄音筆、攝像機、照相機等“九大件”。
縣紀委書記培訓胡習審定方案
報道說,全國2000多名縣紀委書記培訓班目前已進行到第三期。據悉,此次培訓得到中央高層高度重視,胡錦濤和習近平親自審定了培訓方案並作出重要批示,中紀委書記賀國強親自確定培訓主題和培訓內容。
作為中紀委自1978年恢復重建以來第一次對全國縣紀委書記進行大規模的培訓,規格之高,培訓範圍之廣,為歷史罕見,培訓對象包括全國所有縣、縣級市、旗的紀委書記。
參加培訓的一名縣紀委書記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的一篇文章透露,“胡錦濤總書記和習近平同志親自審定了培訓方案並作出重要批示,中央紀委書記辦公會專門進行了認真研究,賀國強同志親自確定培訓主題和培訓內容。”
此次大培訓的授課層次高,培訓內容豐富。張惠新、干以勝、張毅、黃樹賢、李玉賦等五位中紀委副書記及監察部、國家部委有關官員為縣紀委書記們作了數十場專題講座。培訓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應對各種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為主題。課程涵蓋了執政黨建設、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農村黨風廉政建設、信訪舉報、案件查辦及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等。
在當前,保障四萬億投資在縣級層面得到有效落實使用、查處官員違規插手招商引資和工程建設項目、查處突發性事件背後的腐敗、遏制農村基層違紀違法案件多發,是擺在基層縣紀委書記面前的主要問題。
2009年6月1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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