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4專輯

嚴家祺﹕從4000年中國歷史看「六四後果」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西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從夏商周開始，直到21世紀今天的4000年中，中國歷史一直處於兩大循環中。一是王朝迴圈，二是分裂和統一的迴圈。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名義上建立了「共和國」。由於中國「王朝傳統」有4000年歷史，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名義上是「共和國」，實際上，無論是袁世凱、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鄧小平 ，腦袋裏充滿「帝王思想」，一旦大權在握，就想終身在位。
文革 災難看到「最高權力終身制」的危害
毛澤東終身在位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最高權力終身制」的危害。1982年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不得終身任職，最多只能連任一次。然而，1982年12月通過的憲法，留下了一個「國家軍委主席」沒有連任限制的「尾巴」。在憲法通過前的1982年5月5日，我在北京《光明日報》〈從長遠觀點看憲法〉一文中，指出了這一「尾巴」的「危害性」。1986年上海出版的《首腦論》，我也在序言中提到了這種制度安排，並在書中（第312頁）指出了「保持國家最高行政權統一」的重要。如果沒有「六四」，鄧小平會終身擔任「國家軍委主席」。
發生六四的制度原因
「六四」不僅直接給數以萬計的家庭造成了深重的苦難，而且，間接造成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倒塌。如果1982年中國憲法與全世界98％的國家規定的那樣，為保持國家最高行政權統一，「國家武裝力量統率權」由「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掌握，如果中國1982年憲法不另設一個「軍委主席」，如果中國實行了「黨政分離」，那麼，這些制度就會有效防止「六四」那樣的「大屠殺」。「六四屠殺」是中國國家主席、總書記都沒有多大權力、「最高權力」掌握在「軍委主席」手中的結果。
六四後不久鄧小平辭「軍委主席」
由於「六四屠殺」受到了全世界輿論的譴責，鄧小平在三連任「軍委主席」不久，辭去了「軍委主席」。江澤民在擔任了兩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後，按照憲法規定，無法再三連任「國家主席」，但仍然連任了「軍委主席」。由於鄧小平的「先例」，江澤民也不敢一直連任下去，很快就把「軍委主席」讓給了胡錦濤 。
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和政府首腦又將「換屆」，按憲法規定，胡錦濤不會連任「國家主席」，但他會學江澤民，試試能否三連任「軍委主席」。當年，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政治局常委中趙紫陽 任軍委副主席。江澤民任軍委主席時，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任軍委副主席。現在，政治局常委中沒有人任副主席。今年4月23日，在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獨自一人青島檢閱海軍，就包含他三連任「軍委主席」的企圖。
六四鮮血喚醒了中國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想當皇帝，以身敗名裂告終。所以，後來，蔣介石、毛澤東都不敢重蹈袁世凱的覆轍。經過「六四」大變革後的中國，在2012年中國政府「換屆」，胡錦濤還是會學鄧小平、江澤民，當了一年半載「三任軍委主席」後，不圖「終身任職」。所以，「六四」的鮮血，以極其慘痛的代價，喚醒了中國，使中國最後廢除了「最高權力終身制」，為21世紀最後打斷4000年的「王朝迴圈」、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做了準備。
作者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六四時被指為幕後黑手，六四後逃亡海外，現居於美國
程翔：香港：中國的良心——紀念「六四事件」20周年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六四事件」屈指20周年。今年的「六四」，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一方面是以內地人士為主的知情者，冒種種政治風險，竭力還原歷史真相、保存珍貴的歷史資料。這方面最振奮人心的，是趙紫陽 的錄音回憶錄面世，使人更清晰地了解到這場悲劇的惡質。而新華社高級官員、曾任全國人民代表的張萬舒著作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非常細緻地記載了這場悲劇的全過程。他們兩位都是體制內的人物。體制外的，則有吳仁華先生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以及蔡錚的《一個解放軍的1989》，都以目擊者的身分描繪了當年鎮壓的殘酷。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企圖封鎖這段歷史的目的是失敗的。
大陸同胞 拚命保存歷史
另一方面，卻出現了過去沒有過的現象，就是一些非左派背景的香港人（包括學界、商界和政界）公開為中共的屠城罪責開脫。他們或則質疑「六四」屠城是否屬實，或則質疑「境外敵對勢力」的搗亂令學運變質，或則以鎮壓後的經濟高速發展為理由，以「結果」來證明「手段」的合理。這些來自本港的、罔顧事實真相、為當權派洗脫罪行的言論的出現，使人驚覺20年來中共對香港年輕一代的洗腦政策非常有效。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企圖令我們民族——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集體失憶的政策倒是相當成功。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個怪現象：生活在資訊封鎖的大陸的同胞，卻是冒很大風險拚命去保存歷史，努力還原歷史真相。可是生活在資訊開放的部分香港人，卻選擇通過淡忘、模糊歷史去為當權者洗脫罪責。
部分港人 為當權者脫罪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六四」屠城，正是中共黨內以鄧小平 為首的保守派的一系列非法決定造成的：
一、它違反黨規：政治局常委會對是否鎮壓進行投票，結果兩票贊成、兩票反對、一票棄權，但是鄧小平竟然擅自宣布投票結果是「大多數贊成」。
二、它違反國法：國務院規定重大事務需要全體會議決定，但李鵬宣布戒嚴前並沒有召開全體會議。
三、它違反了憲法：憲法規定最高權力屬於人民代表大會，但鄧小平等通過變相軟禁人大委員長萬里，使他無法履行人大職責，坐失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
正是這一系列的違規、違法、違憲的錯誤，導致屠城悲劇。這場悲劇，正好說明「一黨專政、不受制約」是我們國家的最大禍害，也說明「軍隊國家化」是一個必須盡快實現的目標。這是任何頭腦清醒、心智正常的人都應該得出的結論。
事實上，國內很多人，包括中共黨內比較開明的高級幹部，對「六四事件」都十分清楚，都希望能夠還趙紫陽、還「六四」一個公道，所以才有人不斷冒風險，把趙紫陽的一些被封禁的話語偷偷送到香港來發表。從1990年代初開始，就先後有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自我 辯白詞、在中共十五大的給全黨的申訴書，以及宗鳳鳴先生的兩本回憶錄等。從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面世，再一次證明只有在香港和海外，歷史的真相才有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珍貴的歷史資料才有可能被保存下來，而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及其教訓，才有可能成為滋養我們民族成長的養分。
20年來，也只有在香港，悼念「六四」的燭光才能夠堅持下來，「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反映中華民族的百年夢的口號才能夠延續下去。而隨中共有系統地、強制地實施「民族集體失憶」政策，幾百萬香港老百姓沉默樸實的堅持和執著，使香港於不自覺間成為中國的良心，也就是說，只有在香港，我們才能保留中國當代史的真貌，才能夠秉持公道，才能夠做一個有良知的人。事實上，在神州大地上，也只有香港這塊自由樂土，多年來成為「反右」、「大躍進」、「文革 」以及「冤假錯案」的受害者的平反基地——這些悲劇的當事人都通過香港來還原歷史真相、還自己一個公道、撫平深埋內心深處的傷痛以及揭露殘民暴政。所以，無形中香港已成為中國的良心。中國一日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作為「中國的良心」這個角色也就只好繼續扮演下去。
香港默默推動中國進步
在過去160多年來，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動整個中國的進步。晚清時代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民國時代的北伐、抗日、內戰等歷史事件都雄辯地說明，每當中國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都可以看到香港積極地在推動整個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為什麼香港能夠以彈丸之地，產生與其體積絕不相稱的作用？這就是因為我們是迄今為止中國大地上最自由的一片土地。就憑這點自由，我們能夠薈萃全國人才，能夠匯集全國資訊，各方志士仁人能夠在此群策群力共謀國是。所以，我們要勇敢地捍衛我們的自由，這決不是為了獨善其身，而是為了做好「中國的良心」，延續中華民族的百年民主夢。
李先知：趙紫陽新書有啟迪 不容小覷香港能量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今天不能不寫「六四事件」。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20年，但始終是中國近代史的一件大事，除了令神州大地黯然神傷、舉世震驚外，也主導過去20年來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連日來，香港呈現的「六四」悼念活動與報道，恐怕已觸動了一些京城中人的神經。這個「結」往後會怎樣發展下去，無人能預知，但前總書記趙紫陽 在其口述錄音傳記中披露了好幾件事，充分反映了京城千里外的小香港，隨時會在中南海裏掀起巨浪，是香港從政者不能不面對的事實。
趙紫陽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一直被軟禁，直至死前一刻都沒有再全面接觸外界的自由。因此，按他生前口述錄音帶所編訂的《改革歷程》，對於關心國家大事的港人來說，是一本不能不看的書。書中縷述的幾件事亦清楚說明了，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小香港，其政治能量不容小覷，隨時會觸動領導人的神經。
首先，趙紫陽在細說被軟禁的日子中透露了，1992年當中央對他的審查結束後，他曾提出想到廣東避寒，「因為我氣管有毛病，北方冬天乾燥，咳嗽很厲害，到南方會好一些。但他們（指在趙家裏負責看管趙的人）說（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正在香港搞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形勢非常微妙，去廣東不方便」。儘管趙紫陽明言不接受這個理由，並且七度去函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但結局是他再沒有機會進廣東了。
第二件跟香港有關的事情，發生於1985年1月。當時香港雜誌《百姓》社長陸鏗訪問了那時貴為中共黨總書記的胡耀邦 。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憶述，陸鏗「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指時任中共軍委會主席鄧小平 ）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
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裏論資排輩很厲害」。可惜，胡耀邦的即場表白也救不了自己。趙紫陽說，「這篇講話引起鄧（指鄧小平）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
最後，按趙紫陽的判斷，這成為了鄧小平與胡耀邦決裂的導火線。趙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相信陸鏗自己也萬料不到一篇訪談對話，竟然會成為了中共更換總書記的導火線。
第三件涉港事件發生於1997年9月12日。當日，趙紫陽透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去信9名中央領導人，要求行將舉行的中共十五大能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結果信件外泄。趙說，「我這封信沒有對外散發，也沒有通過什麼人外傳，但境外媒體（筆者按﹕當時主要是香港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封信，這下子就惹了亂子。很快孟憲中（筆者按﹕應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員）就來找我，說全國形勢大好，要我不要影響大好形勢。要我遵守黨的紀律……正在這時，雍文濤（前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同志逝世了……我要去弔唁。以往除中央領導人外，部長一級的人去世了，我還可以去弔唁。但這次他們說，因我不遵守黨紀所以不讓我外出。」
若大家認同香港的舉動隨時會觸動中南海的神經，下一個合理的問題是，香港的政治人物有這樣高的政治技巧，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嗎？
文﹕李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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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掛帥推動和解 求真相講真話香港價值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今日是六四事件20周年。1989年以後，由於中國官方打壓，六四在內地被視為禁忌，但是當年官方出動軍隊和坦克的鎮壓手段，在人民埋下的巨大傷痛，並不因為官方的「冷處理」而消弭。我們認為朝野就這件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應該深切反思，特別是中國領導人要拿出勇氣，本人道主義精神，推動和解，撫平傷痛，平反六四，與人民一起走出六四陰影，使國家拋開這個包袱，建設真正和諧的國度。
官方強力震懾壓制
難掩民怨民憤深重
1989年的這場愛國民主運動，4月開始的時候相當單純，至六四被鎮壓前的發展變得錯綜複雜，基於中國官方20年來的壓制，使得事態真相未能大白。不過，無論如何，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當日出動解放軍，以大批重型武器、真槍實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造成重大傷亡，事後無論中共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所採用手段的暴烈，肯定不對，這是毋須等待所有細節都一清二楚就已經可以達成的結論。
這20年來，中國官方回應此事，只強調事件後中國的經濟取得巨大成就，完全避談事件的責任，「遁辭知其所窮」，顯示官方在此事上的理不直、氣不壯。至於民間公開不談六四議題，只是不想招惹麻煩，並不代表人民忘記此事，40歲以上的民，對於事件成因和鎮壓結果，都心裏有數，許多人在閉門竊竊私語時所表現義憤填膺的情狀，甚是嚇人，顯示就六四事件，民怨仍深，民憤仍大。
六四事件是橫亙在官方和民間的一條巨刺，不設法使之消融，大焉者，窒礙民族提升、國家發展；小焉者，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也會事倍功半。因此，當今中共領導人宜應慎重考慮，解開六四糾結，尋求與人民和解，構建一個名實相符的和諧社會。
要和解，先要反思。20年來，參與過這場運動的人，都不乏反思，雖然每個人的理念、處境和條件不盡相同，但是許多人在事態沉澱後，走出激情，在不同崗位「改良」中國，這是可喜的轉變。例如內地維權律師浦志強，六四事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因為參與過這場運動，就業不順利，但是他堅持不離開中華大地，考取律師執照。他近日接受《明報》等傳媒訪問時，強調理性，不再主張衝突和暴力，以爭取做事的空間，利用專業知識來改善中國的法治。我們相信，留在國內的六四事件參與者，類如浦志強採取務實取態，在體制內促進中國進步，大有人在。
中共掌握全國資源
有權也有責推動和解
至於流落外地的民運人士，經過這些年的反思，所提出訴求也並非要推翻中共的統治地位，而是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發展民主，建設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政治體制。我們相信大多數人民，都珍惜目前的安定繁榮局面，若有人欲藉六四事件而擾亂國家，相信也會遭到反對，所以當局毋須每近六四便高度戒備。
另外，近日出版的趙紫陽 口述回憶錄《改革歷程》，除了披露一些珍貴資料，以趙紫陽在黨政資歷之深和職位之高，經過反思之後，他對於中共和六四事件的處理，盡多諍言。例如當中披露了趙紫陽1997年致中共十五大主席團及全體代表的信函全文，其中有關「六四」事件，他這樣寫到：「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
因此，綜合人民和國家社會的現實情，其實為當今領導人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問題是，許多人都反思並調整了做法，唯獨擁有最大能量的中共，20年來依然故我。
就六四事件，20年來中國官方不承認血腥鎮壓，就算連當日學生反對貪污腐敗的訴求，官方也未汲取教訓。當年的官倒，與當今內地官場之貪污腐敗猖獗相比，只是小兒科，人民對此深惡痛絕，但是未見官方拿出除貪肅腐的決心。因此，中國要走出六四陰影，首要官方認真反思，汲取教訓。
近日一些事態，是否顯示中央在處理六四事件上，出現一些寬鬆，值得留意和繼續觀察。近日，六四事件中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熊焱和當年北京高校對話團成員的童屹，先後從美國來港，獲准入境，參與紀念六四的活動。於此敏感時期，兩人能夠入境，不能排除是內地透過特區政府開綠燈的結果。至於被拒入境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和當年對話團團長項小吉，可能與他們事先張揚，高調闖關，使當局感到尷尬有關。
如果熊焱和童屹來港活動，真的是內地寬鬆處理的結果，則這個轉變，雖然只是那麼一點，也值得重視，若良性發展下去，就可以逐步打開局面。
中共掌控全國的資源，應該有能力處理好六四傷痛，推動與人民和解。怎樣開展和解？為了穩當，毋須一步到位，可以先從人道主義手，撫平六四死難者家屬的傷痛，協助有需要者解決生活問題，准許去國異見人士返國等，只要開展了這些工作，人民感受到當局的誠意，氣氛頓然改觀，和諧局面於焉浮現；至於事件真相、追究責任問題，可以在更適當的時候處理。
港人的堅持是集體的意志
為釐清六四的是非黑白留香火
20年了，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仍然堅持爭取平反六四，這個集體意志使人感動，為釐清事件的是非黑白留植了香火。我們深信六四事件必會得到重新評價，歷史一定會記錄香港在其間的作用；但按目前情勢觀察，六四事件要得到最終平反，還有漫漫長路，為免事件以零和方式解決，先尋求一定範圍和解，作為走向爭取平反的過程，是值得考慮的策略。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上】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編按／到了今天，世紀版論述過八十年代「香港愛國青年」，北京學生八九經驗再現，內地網民「新革命」……如過去幾天試圖為此民運尋找承傳憶記的再生意義，那麼，梁文道在今明兩天就直接提出六四紀念一個應當自明的題旨︰關愛是見證者無可迴避的責任。大是大非之前，是夜，死生沉默相連。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 （而且人數愈來愈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了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游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鬥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分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 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託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二之一．明續）
[文／梁文道 編輯：黃靜]
蔡子強﹕記憶與遺忘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笑忘書》中，曾經透過異見人士麥瑞克的口道出：「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記憶縱然傷痛，每次嘗試呼喚它，都等於去抓一個癒合中的傷口。但選擇遺忘不幸的歷史，卻會產生一種虛假意識，進而把一切不公義合理化，從而消解了所有可能的抗爭，令到人們慢慢變得更加軟弱無力。
獨裁者介入歷史不遺餘力
書中那位全盲的歷史學家赫布告訴大家，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其記憶，滅它的書籍、文化以及歷史，然後找人再行譜寫，重新建構。
因此，獨裁政府對於介入歷史，一直不遺餘力，甚至不擇手段。
例如，書中便提到，1948年捷克共產黨執政，領袖戈特瓦向民眾發表演說，當時很多「同志」站在身邊，克萊門第斯是其中一位，他體貼地把自己的皮帽脫下來，戴在前者頭上，當時黨的宣傳部大量印發了這溫馨動人一幕的照片。但4年後，後者被控以叛國罪而被絞死，為了避免玷污了領袖的形象，黨的宣傳機器立刻啟動起來，把他從歷史和照片中一筆抹去。因此，黨領袖戈特瓦如今變成獨自站發表演說，克萊門第斯原先站的地方，如今變作一道白牆，唯一倖免的，只有戈特瓦頭上那頂原來屬於克萊門第斯的帽子而已。
把歷史、是非模糊化的手段
隨年月過去，人類無疑是較前文明了，再容不下如此赤裸裸的手段，於是，獨裁者以及其助拳者，亦慢慢變得比以前更加狡黠，把歷史、是非模糊化的手段亦變得更加高明。於是他們會問：
．屠城這個形容詞是否貼切﹖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過人﹖
．照片中被坦克輾過的那具屍體是平民抑或是軍人﹖
．坦克炮管裹了油布因此怎能說坦克殺人﹖
．學運領袖「走佬」有否道德責任﹖
．李卓人拿錢上北京會否令學運變質﹖
．今天的中國是否比起20年前更加繁榮和富庶﹖
原來，昔日的鐵證如山，只要稍一鬆懈，便可以一下子變得像今天某些人口中的對錯難辨。
六四的本質
我同意吳志森和曾志豪在《頭條新聞》中所說：前述都是一些無關宏旨的問題，如要刻意在枝節問題上兜兜轉轉，目的只會是想把焦點模糊化。這都無助於認清六四事件的本質。那什麼是六四的本質呢﹖
．六四的本質，是政權出動軍隊、坦克以及真槍實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六四的本質，是20年來執政者仍然遮遮掩掩、掩耳盜鈴的去對看待和處理這段歷史；
．六四的本質，是政權怯懦到一個地步，令死難者的母親至今仍然不能公開悼念孩子；
．六四的本質，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至今仍然不能回國。
我寫了15年政治評論，如果還能為自己累積到丁點兒之公信力的話，我會毫無保留的把它全都押上，向大家斬釘截鐵的說：這全都是錯的﹗徹徹底底的錯﹗
20年前，我這樣想，如今經歷了20年之後，我仍然這樣想，我相信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我真真正正應該講出來的說話。
過去與將來的關連
很多人都會問，往者已矣，逝者難追，為何仍然要20年來苦苦糾纏，堅持要求平反六四呢﹖
正如台灣學者單德興教授所言，回憶以及處理創傷，其意義並不限於過去，或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而是關係現在應如何定義自己，以及我們想未來變成怎樣。
另一位旅美德國學者Andreas Huyssen亦指出，追憶塑造我們與過去的關連，而我們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自己。我們，需要藉過去來建構和定位，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
另一位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則說，否認過去，表面上是樂觀和向前看，但仔細一想，其實卻是一個社會，一種無法面對未來之絕望和可悲。
所以，對平反六四的執著，其實也是大家找尋力量，互相砥礪，以邁向一個更美好將來之其中一個根源。
到了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
但我卻想說，一個怯懦得無法面對自己過去、面對自己歷史的民族，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馬家輝：今天幾號？5月35日。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明報專訊】紫陽先生在天之靈如讀此信﹕
今天是極有意義的日子啊所以紫陽先生你想不想先聽一個笑話？但先說明，有人說，網上說，這是千真萬確的故事雖然聽起來頗像一齣荒誕劇宛如20年前的那個天安門前血色黃昏。
咳，是這樣的。話說某城某地有某書店於數天以前如昔日每天般營業賣書，負責管理童書樓層的那位戴膠框眼鏡的老實女子如昔日每天般整理書籍上架下架，然而這天又跟昔日每天終究不太一樣因為上級主管忽然前來找她而且眼神帶異樣。
怎麼啦？老實女子問他。怎麼大清早有電梯不坐寧願跑樓梯爭取一分一秒前來找我把自己累個氣喘咻咻。
你說沒事也可以你說有事也可以總之是可以有事也可以沒事。跟她同樣老實的書店主管一邊喘氣一邊把話說得似禪令女子摸不頭腦。喘完氣，繼續道。是這樣的，我們的童書架上不是有一本德國中篇童話叫做《5月35日》嗎？薄薄的一本，但有配圖，印製精美，內容描述孩子和叔叔騎一匹吃了糖就懂得說話的馬在天空上亂飛亂跑到處尋找烏托邦。快把它找出來，先收起來，這段日子，別賣了。
老實女子加倍摸不頭腦用疑惑的眼神詢問主管為何如此，好生生的一本童書放在架上好一段日子了，銷路不算太好卻亦不算太壞，為什麼突然緊張兮兮非把它收起不可。是版權有問題嗎？應該不會吧，出版社是國企老字號呢。
不是不是。主管抬一下眼鏡把聲音壓低向老實女子解釋一切。你忘記了再過幾天就是什麼日子了嗎我們豈能不小心翼翼謹慎提防，有關單位早已雷厲風行上網嚴打存心搗亂的不良分子的反動言論，我們吃出版這行飯便該對文字加倍敏感避免落人口實更避免遭人利用，你自己想想5月35日這個荒謬日期豈不暗藏玄機有幾分稀奇古怪，萬一被有關單位前來問罪責備我們附和歪說我們豈非吃不完兜走？ 不怕一萬寧怕萬一，還是先把這書收起待到7月才再拿出販售。
女子只是老實並不愚蠢想了一下立即明白主管心事，是啊，5月35日，35減31等於4，過完5月再加4天，豈不等於6月4日那個春夏之交的多事之夜啊一念及此馬上把她嚇得魂不附體。可惡可惡原來我們書店一直把禁書當寶還放在童書部門簡直是荼毒少年，老實女子二話不說趨前伸手把書架上的那本《5月35日》取下抱在懷裏拿到貨倉並將之壓在其他書籍的最底最底。不准提六四，也不准提五三五，某些中國人對於某些數字特別恐懼恍似見鬼或許只因心裏有鬼，紫陽先生，你說好不好笑？
趙紫陽 《改革歷程》
應有一個副題「鄧小平 批判」
對你說這個故事當然不是只想博紫陽先生你在天之靈的莞然一笑。對你說這個故事只是為了告訴你中國人仍然在6月4日這個血色黃昏裏黯然未醒，天未明，夜未央，我們猶在夢中，因為我們仍遭禁語，《5月35日》只是現實的荒誕一則而我們當然已知所有報刊電視以至所有網絡平台皆被嚴密監刪以至中國人在中國大陸已經集體失去了發聲管道。你亦被禁聲了15年了不是嗎，4年前在君去後你的女兒說過一句「父親終於獲得了自由」，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被軟禁了15年的豈只有趙紫陽〉我指出其實15年來在抽象的意義上許許多多中國人跟你一同遭受精神軟禁，箇中情形其實如同鮑彤 在《改革歷程》書內所言「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對了，《改革歷程》，你的聲音被轉化為文字被呈現為30萬字的回憶著作但該書其實應有一個副名叫做「鄧小平批判」，因為內容從頭到尾無處不在控訴小平同志對紫陽先生和你的耀邦的控制操弄，把胡先生驅迫下台的是他，把你驅迫下台的亦是他，號令六四鎮壓號令北京戒嚴號令全城禁聲的也是他，讀完全書遂令我對平反六四的樂觀增添了不少悲觀擔憂唯恐此事難上加難。為什麼？只因欲要平反六四很明顯已非只能所謂「清算李鵬」如斯簡單只因此書盡情揭露小平同志才是血色黃昏的始作俑者才是最最最後應負全責的主腦人物，但問題是小平同志乃開放改革的大旗手總舵主若要令他問責等於把開放改革的權力源頭質疑推倒，如斯關鍵豈是易行看來你的回憶雖令大家對六四之夜更多了解卻又令六四悲劇更難平反從此路更難行。人生大事小事皆難盡如人意此事唉又是另一明證。
或許世上本就沒有什麼容易的事情又或許世上最容易的事情就只是提筆撰文喚醒記憶至少是對個人的記憶負責。紫陽先生，你早就「自由」了，可是我們至今仍被禁聲仍在夢裏掙扎幻滅，在君去後我寫過一段悼文充滿了樂觀期待，當時我說靈堂的大門張開了一條縫隙，寒天雪地裏有人遠來排隊只為前來看你一眼，只因20年前你亦曾來看他們一眼。20年的歲月不可謂不長，你在高爾夫球場上不知道已經打了多少桿揮了多少棒，可是小白球一直在洞口盤旋然後應聲彈出，沒有進去未能進去正如你的平反心願功虧一簣。這些年頭你沉默地打孤單地打，達官貴人統統早已棄你遠去，正如這群曾被你在廣場上看了一眼的唱歌少年，他們此後有如流水滲透無形於中國大地。剩你一人，綠草如茵，白髮似雪，抬頭望天，天氣是不熱也不冷。離散的日子像火車般隆隆往前開去，乘客一心一意眼睛向前找尋光明出路，不敢回憶未能遺忘我們沒有意願再次提起，當年的理想昔日的歌聲最好像女兒紅一樣深深埋於泥底，讓它發酵讓他變醇讓它靜靜地躺在那裏，人們心底彷彿互相打不可告人的密碼深信總有一天它能出土，在晴朗的一天在明亮的一夜，總會有人把它挖出來打開來讓酒香飄散於空氣。到那時日，在那廣場，我們總能重遇。
因此啊書記同志你當年是來得太晚而今天卻是走得太早，你無緣聞嗅酒香也無法讓酒精洗滌你的憂胃愁腸，你只能享受新聞報紙的低格版面上的一段短短訃聞寫「趙紫陽同志昨晨病逝」，你的功過你的成就你的積鬱盡在9個字內變成隱形，原來你不辭勞苦貢獻了一輩子的祖國竟仍是如斯祖國，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且看另天堂之國是否亦會如此荒唐。
歸去來兮，良馬足因無主踠，舊交心為絕弦哀，20年前你和人們對望一眼便成為交心盟友，前路茫茫，後事幽幽，女兒紅仍在泥底正如中國仍未解封，唯有先用一杯五糧液為你餞行道別。恭喜你，自由了，放心去，好同志。終有一天，人們會到廣場再喊你的名字，而在此以前，先對你說一個笑話，今天幾號，5月35日，大家都在記起你。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司徒華：把燈放在台上
文章日期：2009年6月4日
今天，是「六四」的二十周年，燭光悼念集會，一如既往，將於晚上八時，在維園舉行。
「忘記歷史，意味背叛。」不能因人廢言，這是列寧所說的，這是共黨的一個老祖宗所說的。為什麼是「背叛」呢？
歷史是我們的先祖寫下的，忘記了，這就是背叛了他們。歷史中的民族苦難，忘記了，便不能汲取教訓而重現，這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歷史中的大是大非，是全人類的良知的反映，忘記了，這就是背叛了全人類和自己的良知。你能夠背叛先祖、民族、人類和自己的良知嗎？
二十年，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不算短；但在歷史的長流中，只是一瞬間。不能以自己一生不短的時間，去背叛歷史長流的一瞬間。即使是當年還沒有出生或還年幼的朋友，也要認識「六四」真相，支持「平反六四」，因為你們是歷史的承傳者，歷史要由你們延續下去。
五月廿六日，支聯會常委討論過，假如屆時甲型H1N1流感 在社區爆發，特區政府下令禁止集會，怎樣辦？
為了公眾和與會者的安全，結論是﹕一、燭光悼念集會，延期至十月一日（星期四）晚，仍在維園舉行；二、在「六四」二十周年紀念的前幾天，在街頭派送蠟燭，呼籲市民那天晚上，在家裏燃點起燭光哀悼。我們不希望至於如此，只是有備無患。
《路加福音．第8章16-18節》說﹕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底下，乃是放在燈台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假如你認識了「六四」的真相，認為血腥鎮壓是錯誤的和「六四」必須「平反」，那麼，你便是點亮了燈。那麼，來參加燭光悼念集會，就是把燈放在台上，使進來的人都看見燈光。否則，自己以為已經擁有的也要奪去。今晚，維園見！在維園高舉讓人看見的燭光。
[司徒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