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5專輯

六四燭光 中國之光
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
【明報專訊】昨晚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雖然支聯會和警方就出席市民人數的估算不同，但是從整體場面所見，燭光「迫爆」維園的全部足球場，連旁邊的草地等空間也擠滿了人，情歷年僅見。今年參加燭光晚會的市民，按支聯會公布的數字，平了六四事件翌年，即1990年時的最高紀錄。這數以十萬計燭光的意義，十分重大，它是一國兩制的重要表徵，也是港人對內地的疏離漸次消失，港人與同胞同呼吸、共患難的最佳寫照。
香港回歸行將滿12年，一國兩制整體上得到實踐，但是近年來，香港內部事務出現不少中央的影子，例如多次選舉和特區政府一些人事任命，都不乏中聯辦的角色；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是否有10點協議，至今疑團未解；所謂香港兩支管治隊伍論究何所指；特區政府突然千方百計制止保釣人士出海宣示主權等；連串事態，使得許多人都在擔心一國兩制已經漸行漸遠。
回歸後照舊悼念六四
體現一國兩制
中國官方對於六四事件，20年來採取「冷處理」，意圖把事件從國人的記憶中抹去，並採取壓制手段對付追查真相、尋求公道的死難者家屬，使得六四議題在內地成為禁忌，國人為免招惹麻煩，都噤若寒蟬。而在中國土地上的香港，回歸以來每年都有悼念六四活動，而在20周年這個特別值得悼念的日子，許多市民的激情，並未因為時間而消減，反而要求平反六四，為死難者尋回公道的心志，更加堅定。
記得1997年3月，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到加拿大訪問，在一次宴會上致辭時，曾談到民主黨人和他自己，在回歸後不會離開香港，以免離開後再不能返回；另外，他談到回歸後會按原有方式繼續舉行悼念六四活動，並已下了決心，假如政府用「惡法惡權」限制他們的活動，即使被捕，也會在所不惜地爭取應有的活動權利。回歸12年以來，司徒華和民主黨人自由進出香港，從未遇到阻滯，悼念六四活動可以自由舉行，也從未遇到阻撓，原來的憂慮並未出現，顯示一國兩制在這方面得到充分體現。
特別是六四議題，在全球各地已經逐漸淡出隱去，唯獨在香港歷久不衰，中央要使六四事件自人民記憶中消失的意圖，因為香港的持續悼念而破功，情雖然與司徒華等人的堅持有關，但是沒有市民「毋忘六四」的龐大基礎，就不會出現昨晚的盛大場面。中央對此當然不高興，但是仍然容許五星旗下的香港悼念六四活動，這就是一國兩制的重要表徵。
在六四事件上，香港人所表現出來的執著、堅持和情操，與一貫予人現實功利的形象，截然不同。但是港人在六四事件的取態，如果被解讀為與中央對幹，那就大錯特錯。因為，事實上，回歸以後，港人認同國家和肯定中央的程度，愈來愈高。
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持續上升，許多時候，還高過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今年4月的最新調查，受訪者對特區政府信任度只有43%，對中央的信任度則高達56.9%，而受訪者對中國前途有信心的，更高達91%。受訪者對中國整體、對中央肯定和信任程度之高，回歸時預估不到，與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比較，更有天淵之別。這方面變化，與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和對港政策對頭，有直接關係。按情發展，港人對國家、中央的認同和肯定程度，會持續增加。但是在六四事件上，港人的取態與中央截然不同。
港人認同國家肯定中央
同樣認定政府要處理六四錯誤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月底的最新調查結果，就六四事件，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訪者高達61.2%，較去年急增超過12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新高。另外，68.9%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的處理錯誤，是13年來新高，較去年升了10.9個百分點，認為中國政府處理無錯的只有12.8%，較去年下跌2.1個百分點。至於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的，有55.5%，較去年升了5.4個百分點，是1994年以來新高，認為北京學生做法不正確的有18.9%，上升了3.9個百分點。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雖然肯定國家的發展和信任中央政府，但是在六四事件這個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上，港人對20年前透過電視屏幕看到的一幕一幕椎心泣血場面，不能忘記，但是這個認定和堅持，並不因而否定20年來中國的進步和中央的領導。港人這種心理和取態，絕不矛盾，而是理性和成熟的表現，值得港人引以為傲。
六四事件20周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學生和民運人士會否有新舉措，值得注意。因為他們之間已經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吾爾開希 闖關澳門失敗之後，王丹 說同類行動會陸續有來。以目前大陸、香港和澳門的情，估計最有可能被闖關，應該是香港和澳門。以目前特區政府的政策取向，基本上把學生和民運人士拒諸門外的做法，日後遇到有關情，會十分被動。屆時一國兩制會遭到怎樣的衝擊，將面臨考驗。
昨晚在維園燃點的以十萬計燭光，說明在中華大地上香港所享有自由的可貴，值得珍惜；這數以十萬計燭光，也是香港人身分印記的共同象徵，在13億同胞暫時無法享有自由燃點燭光的時候，昨晚維園的燭光，更具象徵意義。這是香港人值得驕傲的燭光。

新一代發言致悼辭 平反六四薪火相傳
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燭光晚會加強了青年人的參與，包括首次安排1989年出生的青年讀出《青年宣言》；以往由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常委張文光等讀出《大會宣言》，今年就改由新一代常委葉楚茵及李耀基讀出；學聯秘書處周澄亦發表演講；讓平反六四的重任薪火相傳。
一批年輕人伴司徒華獻花點火炬
晚會的序幕是播放歌曲《媽媽我沒有過錯》及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的錄音講話。然後，一批20歲年輕人首次陪伴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亡者獻花及燃點火炬，接，過去19年來都由華叔發表的悼辭，昨晚首次交由40多歲的副主席蔡耀昌負責。
常委李耀基表示，今年主題重視薪火相傳，支聯會希望以年青面孔帶出民運可薪火相傳。他認為青年人對於六四的印象模糊，甚至抽離，故他希望自己及其他年青的支聯會成員能成為動力，令年輕人關心六四，幫助支聯會做好推動及教育新一代的工作。
在保良局李城璧中學任教多年的通識課主任張銳輝，每年都會在課堂上講述六四，希望令沒有經歷六四的新一代能更認識六四，21歲的支聯會常委葉楚茵就是他的門生。現時正讀浸大社會學系一年級的葉楚茵稱，中四那年，張銳輝第一次帶她到六四晚會，那年對她衝擊很大，老師後來又帶學生到內地看基層和上訪者，更加感到中央政府當年不應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群眾。
因此，她加入了學生會，後來加入學聯和支聯會。她形容說﹕「張Sir是我投入六四、投入民主運動的起步，第二步是學聯。」去年12月她獲選入支聯會常委，她希望可以作為老一輩支聯會成員和年輕人之間的橋樑。
明報記者 何曉勤

近半人獻出第一點光
明報民調 出席原因﹕四分一人憂下一代遺忘
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燭光晚會人數創下近年新高，本報昨晚在維園以問卷成功訪問373名出席者，有四成半人說是首次參加。調查更顯示，除有一半受訪者表示出席晚會的最主要原因是「爭取平反六四」外，其次有高達26％稱是「擔心下一代遺忘六四」。
雷兆銘 葉玫莉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說，據他在晚會觀察及問卷調查結果，認為曾經歷八九民運的一代港人，在近日個別傳媒有收緊六四報道、社會突然出現不少質疑六四等「囂張歪論」下，紛紛對平反六四出現「空前危機感」和責任心，遂出席20周年晚會為下一代作見證，年輕一代亦透過參加晚會了解歷史真相。
他強調，15萬人（支聯數字）在20周年後仍在悼念六四，足見中國大陸即使「大國崛起」，也無道德力量去撫平六四傷口和對人民造成的傷痛。
本報記者昨午5時至晚上8時期間，在維園內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373人，當中46％受訪者表示首次參加燭光晚會，另有7％說每次皆有出席。
51％受訪者說，出席晚會最主要原因是「爭取平反六四」，但亦有26％的人稱主因是「擔心下一代遺忘六四」。因不滿中央政府在內地施政及特首曾蔭權 六四言論者，則分別有8％和7%。不過，當被問及估計六四何時才能平反時，逾五成人稱無法估計；估計在「5至10年」、「11至20年」和「20年以上」才有望平反者，各佔逾一成；相信5年內可平反的僅得2％，反映受訪者對平反傾向悲觀。針對近年香港社會悼念六四的環境，有38%受訪者感到悼念六四的自由「有所收緊」，52％表示未感到收緊。同時，有38%人稱在港找到的六四事件資料「不足夠」，認為足夠者有52％。
此外，雖然近日社會有不少質疑當年六四民運動機和天安門廣場是否涉武力鎮壓的言論，調查仍反映有多達96%受訪者認為六四事件應理解為「政府以武力鎮壓學生民眾造成傷亡」；認為當年事件是政府與民眾發生武力衝突，雙方傷亡相若，佔3％；稱不清楚當年事件者僅得1％。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出，近年學校推行國情教育，卻對六四欲言又止，促使大批年輕人盼親身出席晚會，以滿足求知慾和親身感受國家大事。
明報記者 賴偉家 陳志偉
實習記者 謝少莉 黃柏薇 勞泳珊 張靄敏

張文光﹕維園燭光是中國的良心
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
【明報專訊】風雨如晦，暗夜如磐，中國大地萬里無聲，維園燭光依然明亮，是中國的良心和希望。
前北京學生領袖熊焱參加支聯會遊行後，激動地說：因為有香港，中國有希望。被拒絕來港的流亡學生代表項小吉，在機場留言：維園燭光是中國民主的燈塔。兩位八九民運的領袖，經歷六四鎮壓與海外流亡後，發自內心的真情竟與香港相關，難怪陳日君 樞機說：六四是香港的歷史使命。
港人愛國，不尚空言：八九民運期間，8號風球集會的慷慨悲歌，100萬人遊行的浩然正氣，六四鎮壓的傷心欲絕，是港人永不磨滅的集體回憶。歷史因緣際會的微妙處，是香港藉僅有的自由空間，承傳和延續六四的精神，像民運人士逃亡的黃雀行動，20年維園悼念六四的燭光，都成為香港人良心的見證，名垂史冊，一片丹心。
無論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還是正氣的學生領袖王丹 ，都感念港人六四的情深義重。王丹說：89年以後，只有維園這一塊土地延續了六四精神，延續了六四的生命，我是無限感激。每年一次的維園集會，是共和國歷史最黑暗的時間，唯一的一燭火苗，意義超過悼念。這也是自由香港的六四使命：堅持悼念和平反六四，守望燭光等待中國的黎明。
燭光讓中國不能迴避平反六四要求
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的名言已成經典：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鎮壓事件後，捷克統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記；而捷克獨立知識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同樣地，香港人六四後的歷史責任，也是藉維園的燭光和悼念，讓中國和世界不要忘記。
20年前，港大太古堂宿生會主席張銳輝，曾在六四前夜寫了一幅巨大的直幡：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白色的油漆直透黑布印在港大的太古橋上，字痕猶如傷心的記憶，20年有同學不斷翻新。這是極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如香港無意間成為民運重鎮，展開20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香港的角色正如魯迅所說：此後如果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
昨夜，維園升起了萬千燭光，精誠所至，義重情深。燭光更是港人的集體記憶，可歌可泣，天地同悲。如果世上真有在天之靈，犧牲的學生也會肝腸寸斷。這不是一夕的燭光，而是20年人心的堅持，讓中國不能迴避平反六四的要求，讓世界沒有遺忘六四的理由，而香港已超越悼念六四的悲情，實在地延續八九民運的使命。
天若有情天亦老，香港維園的燭光和追求，必將寫入中國的史冊；港人六四的奮鬥和希望，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韓東方﹕昌國運而毋須再流血 自吾代人始
——紀念八九民主運動20周年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明報專訊】在「八九年民主運動」遭到鎮壓20周年之際，不斷有記者問：20年了，當中國政府成功掩蓋了歷史真相之後，新一代年輕人不再像20年前那樣憂國憂民了，他們最關心的不再是民主自由等政治問題，而是能否找到一份高工資的好工作，能夠早日開上自己的車和買上自己的房。記者問：作為20年前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你對失去了政治熱情只注重物質追求的一代人是否失望呢？
聽起來，這的確是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但深思一層，年輕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又有什麼錯呢？這種追求與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對立，民主制度並非只是政治理想層面的東西，它更應該是人們實現物質生活追求甚至夢想的工具。
廣東有一家港商投資的寶石加工廠，從石頭原料切割到加工等各道工序都會產生大量粉塵，但僱主從未安裝必要的防塵設備，從2000年開始，該廠不斷有工人檢查出矽肺病，僱主不但不依法賠償和給予治療，反而以「患病需要回家休息」的名義將這些工人全部解僱。其中一對已經工作了10多年的夫婦，在雙雙罹患矽肺病之後，也遭此噩運。在走投無路的情下，他們決定接受中國勞工通訊的法律援助 ，提起一系列訴訟爭取權利。他們提起訴訟的目的是，在為自己追討應得的權益的同時，喚起其他工友的維權意識，一起追討應得的賠償和治療的機會。
也許，這對只想打工掙錢夫婦屬於那種令人失望的缺少民主自由理念的人，如果不是患上了矽肺病，他們會老老實實地做工而不會給任何人製造麻煩，更不會站出來挑戰僱主和政府。也許，他們對勝訴毫無把握，因為僱主可以憑藉自己的經濟實力和與地方政府官員的密切關係，令他們敗訴。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們訴訟的決心，因為他們除了生存的欲望外，已經一無所有。儘管在訴訟中，他們從未高喊過民主、自由等口號，但他們訴訟過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在既艱難又實在地彰顯法治的精神，都在給無良的僱主和失職的政府官員們製造有形的壓力 ，迫使他們對國家的勞動法律和工人的基本權利多一些尊重。
全國公民維權行動愈壓愈勇
20年來，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已經趨於失控，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日趨普遍，同時，社會民眾的維權意識也在成長和成熟。2008年間，30多個城市的計程車司機相繼為抗議計程車公司收取過高的管理費而採取了罷駛行動，數個省份的中小學教師為爭取法定的工資待遇而舉行了數百宗罷課行動；近年來，工廠工人的罷工、失地農民的集體上訪、乙肝病毒攜帶者反對就業歧視的抗議更是此起彼伏、相互呼應，漸成燎原之勢。當人們被逼進生死抉擇的角落之後，反抗便成了唯一的出路。20年間，貪官污吏與不法商人聯手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在全國各地已經嚴重到了幾乎無家不受害的程度。這期間，他們對民間反抗的鎮壓雖然從未手軟過，但，遍及全國各個角落的公民維權行動不但沒有被壓下去，反而卻愈壓愈勇，最終發展成了目前全民參與且無處不在的公民維權運動。而且，律師、記者、學者等過去自視為局外人的社會群體也愈來愈多的介入到這些反抗行動中。
把譚嗣同的話稍作改動
20年之後，中國變了，已經變得令我們這些曾在天安門廣場呼喊民主自由，並不惜為之捨命坐牢的人認不出來了。20年之後，農民們在進城打工時，已經毋須再到當地開具外出就業的許可證明；但是在城市的工廠裏，他們卻難以獲得法律規定的工資保障和社會保險待遇，更可能因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致病、致殘甚至致命。20年之後，工人們在罷工時，已經很少有人因之獲罪坐牢；但是那些罷工的組織者卻幾乎無一例外被僱主解僱。然而，這仍然是一些表象的變化，20年間，中國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在政府官員的權力膨脹和貪污腐敗惡化的同時，催生了中國公民的維權意識和公民社會的萌芽。今天，無數中國人為了實現自己並不奢侈的物質夢想，為了從貪官污吏、不法商人、無良僱主手裏奪回本應屬於自己的經濟權益，已經或者正在行動起來反抗。這些人既不了解高深的自由理論，也不會喊出鏗鏘的民主口號，但他們卻是那樣的執著，那樣的義無反顧，那樣的無人能夠阻擋。這，不正是我們20年前吶喊追求的延續嗎？這，不正是「西單民主牆」、「八九民主運動」的延續嗎？
在111年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先生曾豪邁地說：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裏，我把譚公的話稍作改動：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但不須死者，也可召後起……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為變法而流血者眾，但國之仍不昌。昌國運而毋須再流血，自吾代人始。」
如果我們這代人真能做到昌國運而不須再流血，譚公九泉之下，必會高興得跳起來！
作者於1989年參與民運，時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人，後來被捕入獄，91年因病保外就醫，92年赴美，93年欲取道香港回內地但被拒入境，現居於香港

世紀．後六四．前七一﹕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下】文章日期：2009年6月5日【明報專訊】編按：今年六四前後內地網絡大禁鎖，內地網民與建制比快、鑽空子，香港網民在無掩鎖的我城散播消息——梁文道昨日強調六四香港人的見證者身分，今天則談香港人的參與者角色——當港式犬儒主義和「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出場，憶記六四己非純粹憶記，而成為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六四發生在香港」的個人和集體經驗的分享，成為抗拒當權者掩埋記憶的力量泉源。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台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台。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響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走相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 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衝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
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些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鑑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 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綑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分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了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於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二之二．完）
[文／梁文道 編輯：黃靜]